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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一个地区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华东八室”的秘密驻地。

  1952年春，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华东八室”副团级侦查员陶庸君刚走进二楼的办公室，就接到内线电话：

  “华东八室”于1949年5月组建，最初的驻地在苏南小城丹阳，这里同时也是三野司令部和华东局的临时驻地。

  所谓“华东”，顾名思义，指的是中央华东局社会部，至于“八室”，这是后来的叫法，组建初期，因这个部门的领导是甄真同志，内部称其为“甄办”。

  当时，这类以部门领导的姓氏命名的机构很多，在华东局社会部，名气最大的要数老政保马重德执掌的“马办”，其下辖的“华东特案组”破获了一系列大案要案，在上海乃至整个华东地区都赫赫有名。

  不过，业内一致认为，“甄办”的名气虽不如“马办”，但若论功勋，应该不在“马办”之下，其神秘感和传奇色彩,甚至还略强于“马办”。

  “甄办”是正处级建制，但只有十名成员，除了执掌者甄真，还有八名侦查员，以及秘书齐准鸣。

  别看人少，但这八名侦查员都是军官身份，级别都不低，副团级的陶庸君在其中只是垫底，另外七位中，五位正团、一位副旅、一位正旅。

  至于被人背后称为“甄老头儿”的甄真，则是一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角色，有人说他是正师，也有人说他是副军甚至正军，众说纷纭，却没人说得清此公的底细。

  不过，要说甄老头儿的资历，当线年入党，参加了上海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二三十年代曾在上海活动过的元老如周恩来、陈云、赵溶(康生)、、陈赓等人都知晓他。

  这种知晓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听说过”而是熟知，因为他曾为这些领导做过警卫、交通、后勤等工作。后来，甄真去江西中央苏区从事政保工作，还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6月，时任中央、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同志奉党中央之命，在部队路过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时，秘密离开长征队伍，经成都、重庆抵达上海。

  随后，他又从上海秘密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报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

  而甄真则是陈云由四川至上海途中的四位秘密警卫之一，完成这项重大警卫任务后，甄真留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

  一晃十二年过去，1949年仲春，人民百万雄师过大江前夕，会部部长李克农秘密召见甄真，指示他去华东局社会部工作，担任即将组建的一个秘密情报部门的主官。

  尽管甄真没上过一天学，文化程度不高，多年来从事的也是一些具体工作，压根儿没当过什么“主官”，但组织上认为他完全有能力胜任。

  十五岁时，甄真就在洋轮上打工，即国际海员，精通多门外语，尤其是英语，虽说仅限于口语，书面上有欠缺，但在当时也算是了不得的人才。

  回沪上老家后，他加入青帮，和青帮大亨杜月笙同为“悟”字辈的师兄弟，在江湖上有广泛的人脉，投身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难险阻，经受了枪林弹雨的考验。

  其后，又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收集情报、锄奸策反、地下交通，积累了丰富的敌后斗争经验，而这些，在课堂上根本得不到。

  李克农让甄真执掌的这个部门，名义上是华东局社会部下辖的一个处，实际上受会部和华东局社会部双重领导。

  这个部门的八名侦查员由甄真挑选，要求是具有十年以上秘密工作经历的资深政保，对党忠诚，文武兼备，具有多次独立执行特殊使命的经历。名单确定后，由组织上审查定夺。

  李克农跟他谈话之后，甄真毕竟是老政保，马上意识到这个处级部门即将执行的任务很重要，心情自是激动。

  这个部门的工作原则是双单：“单打独斗，单线联系”。一应办公用项、活动开支以及装备器材等，由甄真直接向会部申请下发，跟华东局社会部不发生关系。

  小齐同志曾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被捕入狱期间经受过生死考验，革命意志坚决，又是北大高才生，文化水平高，还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随后，甄线日上海解放，“甄办”已经正式成立，本文主人公陶庸君就是由甄真遴选、李克农拍板的八名侦查员之一。

  可以想象，以甄真这种堪称前辈级的老资格，加之其执掌的这个部门的特殊性质，“甄老头儿”也好，“甄办”也好，在业内想不出名都不行。

  若是华东局社会部下辖的其他各处，哪怕同样是资深老政保的“马处”马重德向上级提出这种要求，估计也得打回票。

  “我这个摊子，靠的就是那八位侦查员，他们是无名英雄，从事的工作既艰巨又危险，而且多是单打独斗。用沪上俚语说，他们就像一只只“独角蟹”，而“甄办”就像江南人口中的“螃蟹洞”。我建议，不如改称八室’。”

  严格来说，“甄办”其实就是会部下辖的部门，出于开展工作方便的考虑，“寄生”在华东局社会部名下。

  部领导对此自是心知肚明，所以甄老头儿这么一说，当天就上了部务会议的议事专题，顺利获得通过。

  次日，内部文件下达，宣布“甄办”更名为“八室”。当然，仍得向会部上报备案。

  从此，就有了“华东八室”之称，但内部还是习惯于称其为“甄办”。好在“八室”的办公地点不在华东局社会部驻地，跟其他处办不扎堆，部门之间几无交集，一年到头也鲜有打照面的机会。

  这天，陶庸君一上班就接到领导的电话，暗忖是有任务下达，三步并作两步直奔顶楼。

  “八室”驻地挨着人民华东军区淞沪警备司令部营房，是一幢独立的小洋楼，三层楼房之上有一个塔尖样的阁楼，“八室”主任甄真的办公室就在这里。

  陶庸君进门时，甄老头儿正跟秘书小齐交代着什么。见陶庸君进门，小齐收起笔记本，跟他招呼一声，出门下楼而去。

  陶庸君揭开杯盖闻香气的时候，甄真从写字台一角的金属文件筐里取出一个牛皮纸袋。

  陶庸君寻思，看来自己猜得不错，真有新任务要下达。谁知，甄真一开口，却让他吃了一惊:

  “小陶啊，这次体检，咱们八室’发现一个病号。实话实说吧，你被查出生了痨病，就是肺结核。”

  接下来，陶庸君不无惊奇地发现，甄真对X光片的熟稔，简直不亚于一名呼吸科的西医。

  “你这毛病已经有两三个月了，目前处于早期向中期的过渡阶段，病情发展得有点儿快。估计，跟前一阵子你没日没夜扑在那起清查内奸的大案上有关……”

  陶庸君1936年初参加革命，当时他是沪上公共租界英商“欢乐斯照相馆”的一名照相师，经常被外籍老板派往租界警务处巡捕房帮着拍摄重要卷宗材料，借着这个便利，为地下党收集了不少情报。

  1940年春，他奉命打入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还是干照相的老本行，直到抗战胜利。

  震惊过后，对自身患了当时的医学几乎没办法对付的痨病，陶庸君并未放在心上，他说道:

  “主任您也知道，我多年习武，体质一向优秀，应该没什么大毛病，会不会是医院搞错了，把其他什么人的片子算到我头上了?要不，我去医院复查一下?”

  “小陶啊，这么跟你说吧，我昨天下午接到后勤处的通知，也以为是搞错了，立刻扯着金处长陪我去了趟广慈医院。

  医院很看重，指派分管副院长去放射科查询。你看，这片子角上有编号，跟你体检表上的编号相符。

  我记得，那天我们八室’的同志是一起去体检的，你该不会是排在第六?你看，这编号正是第六个。

  那还能有什么样的问题，肯定是你嘛！况且，内科医生在你的体检报告上也写着听诊结果:‘有间歇性浊音’，总不可能两个科室都弄错了吧?”

  听主任这么说，陶庸君寻思，看来是不会错了，去复核也没多大必要了。不过，自己的确没感觉身体有什么不适。

  “即便有点儿小毛病，我也可以克服，领导有什么任务尽管交代，轻伤不下火线……”

  “那是战争年代，现在已进入新民民主义时期，讲究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话最早是列宁说的，毛主席也说过，我们员都要照办嘛。

  再说，最近八室’的工作不像前一阵那样紧张忙碌，我给你一个月假期，你干脆去外地溜达溜达散散心，权当休养。

  听说你跟什么寺的武僧还有什么山的道士有交往，就趁这个机会，会会武林老友，顺便也好向人家请教治病养生之道，回头说不定我还要向你求教哩！”

  陶庸君对于组织上的这个安排非常意外，这种休病假的方式，简直闻所未闻嘛！莫非主任此举还留着后手?

  甄真那双湖的火眼金睛是何等厉害，只一瞅便看穿了陶庸君的想法，他端起暖壶给陶庸君的茶杯里续水，不紧不慢地说:

  “另外，你可通过这个机会去做一桩事情。不过有言在先，这不是组织上交办的任务，而是为你自己去做……”

  “你是没提出过，但现在组织上提出了你的一桩事儿，当然并非是私事，而是公事，这桩公事如果处理不好，对你小陶可是大大不利！”

  1940年3月底，汪精卫在南京组建汉奸政府。在这之前的1939年9月初，特工总部业已成立，该所在地位于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因此，“76号”就成为其代称。

  成立伊始，在正副主任李士群、丁默邨、唐惠民之下，设主任秘书、外事秘书、会计主任以及总务科、警卫大队、三个行动大队、租界警卫队和直属行动组等。

  不到半年时间，“76号”已经出具规模，形成所谓的“八处四室”，即第一处、第二处、第三处、第四处、机要处、总务处、电务处、情报处，以及督察室、专员室、审讯室、化验室。此外，还有专司行动的两个部门，即行动总队和警卫总队。

  “76号”之所以迅速扩张，当然少不了招揽各路“人才”，其中不乏公共租界跳槽过去的原巡捕房捕探，有人就向李士群推荐了经常为租界巡捕房拍摄照片的英商“欢乐斯照相馆”照相师陶庸君。

  其时，“76号”专业技术人员极度匮乏，当然也包括专司拍摄和处理照片的照相师，李士群当即派人前去招募，被陶庸君婉拒。

  随后，陶向组织上汇报此事，受到了组织上的重视，认为这是一个打入“76号”的好机会，遂指示陶庸君，若是再来联系，届时可以应允临时帮忙，但无意正式加盟。

  1940年春汪伪政权成立后，“76号”果然又来人了，而且这个人的来头之大，出乎所有人意料。

  警卫总队长吴四宝亲自来“欢乐斯照相馆”拜访陶先生，说是有位大人物推荐了“你这位摄影技艺高超的专家级人才”。

  陈氏出身马来西亚华侨巨富家庭，自幼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照相当然是少不了的消遣，她曾专门拜师欧洲某摄影名家学习。

  孙中山先生由日本来到马来西亚后，在槟城建立了同盟会分会，陈璧君积极参加同盟会的活动，其间她曾为孙中山拍过一些照片。

  抗战爆发前，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就在沪上有公馆，平时经常驱车或者乘坐沪宁客车的头等包厢从南京赶到上海度周末。

  陈璧君天性散漫，不时轻车简从出没于上海滩南京路、霞飞路、南市老城厢等地段的大街小巷。

  除了购物，就是四下寻觅新冒出的江南小吃摊头，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吃货一枚”。

  她偶尔也会进照相馆看看，却很少作为顾客坐在镜头前拍几张，其自持内行，眼界高，寻常摄影师的技艺根本不入她的法眼。

  凡事都有例外，忽一日，陈璧君路过公共租界南京路英商“欢乐斯照相馆”，被橱窗里展示的一张西方贵妇的放大彩色照片所吸引。

  当时已有彩色照片，是用美国柯达胶卷拍摄的，拍摄后需把底片邮寄美国冲扩。据说，这张照片是一天前刚从美国寄达，展示出来后颇吸引路人眼球，纷纷驻足观看。

  陈璧君在轿车里见这家照相馆橱窗前人头攒动，便知必有稀罕照片展示。于是吩咐司机把轿车停在附近弄堂，下车后步行来到照相馆前。

  作为行家里手，她在人群外只一瞥就暗自惊叹，当下便进了店堂。随从唤出洋老板，陈璧君立马问道:

  这张照片正出自陶庸君之手，小伙子长相一般，气质平常，往人前一站，令陈璧君大感意外。

  她跟陶庸君聊了聊这张照片的拍摄和后期处理情况，觉得这青年不简单。于是问道:

  陶庸君在十里洋场的外国照相馆谋生，一双眼睛自是非同一般，当然认得出来，他答道:

  他的语调甚是恭敬，但神情却显得淡定。而陈璧君欣赏的就是这份淡定，认为这是一个优秀摄影师一定要具有的素质，当即请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摄影师为自己拍摄一张艺术照。

  如此一来，陶庸君算是跟陈璧君有了一份微不足道的交集。正是这份交集，成全了组织上向“76号”安插情报员的意图。

  其后不久，陈璧君随汪精卫逃亡越南，侥幸躲过“军统”特务的暗杀。再次回到上海时，她已经是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夫人。

  前往视察“76号”时，李士群提及缺少专业方面技术人员，她马上就想起了陶庸君，遂向李士群推荐。

  此前，李士群曾派人前去招募陶庸君，遭到拒绝。其时的上海滩，敢于拒绝“76号”邀请的人屈指可数，何况这个拒绝之人还只是个默默无闻的摄影师。

  但是，考虑到陶庸君毕竟住在租界里，而日本和英美还没撕破脸，“76号”的手也不好伸得太长，李士群只得作罢。

  吴四宝是帮会流氓出身的杀人魔王，李士群派其出马，算是对陶庸君的看重，同时也是一种无声的警告。

  上次让一个寻常特务前往约请，遭到拒绝，这回来的可是吴四宝，看你还敢端架子?

  李士群知道，吴四宝脾气暴躁，特地再三关照绝对不可以发火。吴四宝自是觉得奇怪，这个拍照的究竟是何方神圣，值得李主任如此重视?

  当然，有吴四宝这个大魔头出面，一说就成。吴四宝只当是自己面子大，同时认为陶庸君也相当识相，给了自己面子，加之陶庸君是李士群特别看重的人，从此他对陶也是另眼相看、关照有加，无形中为陶的秘密工作提供了便利。

  就这样，陶庸君跟“76号”搭上了关系，不过，他只同意“帮忙”，借口是照相馆的洋老板待自己不薄，他不能撂挑子另起炉灶。

  对于李士群来说，一个照相师供职与否、技术高低，他压根儿不感兴趣，他看重的只有一点:

  所以，陶庸君后来提出的一切要求，他不仅全部开绿灯，甚至还为陶庸君的照相室弄了个编制——隶属于机要处的第一秘书组，简称“一秘组”，授予陶庸君少尉军衔。

  本来，李士群还要派几个人给他打下手，结果遭到陶庸君的婉拒，说“一秘组”的活儿不多，他一个人干得了，偶尔人手不够能临时借调。

  此刻，“八室”主任甄真要跟陶庸君说的这件事，就发生在“一秘组”成立后不久。

  那是一个秋日，组织上下达了一桩任务，让陶庸君设法找个由头，去镇江出一趟“76号”的公差，以此为幌子，把一对母子护送过去。

  这趟差事听上去很简单，至于护送的那对母子是什么人、为何需要护送，组织上没有交代，陶庸君当然也不打听，只知道服从命令，坚决执行。

  随后，他向“76号”机要处打了个报告，说要去镇江、南京走一趟，熟悉一下那里的人头，以便日后开展工作。

  这份报告顺利通过，因为之前李世群、丁默邨都曾发过话，让陶庸君有空就去周边转转，熟悉情况，顺便指导一下工作，提高当地特务的摄影技术水平。

  1940年9月25日，陶庸君在上海北站登上了开往镇江的火车。护送对象是一位三十来岁的母亲和她的儿子，母子俩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似是中产阶层，尤其是那位母亲，一看便知是接受过正规教育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初中。

  按照组织上的要求，陶庸君无须跟这对母子非间接接触，车票是组织上事先买好的头等座，同一排，中间隔着一条过道。

  途中，如果护送对象没受到日军、伪警察或者地痞流氓的刁难，陶庸君不必出面。只有在发生意外情况母子俩不能解决时，才需要陶庸君亮一亮特工总部的证件。

  其时，“76号”在江南地区的气焰堪称“如日中天”，陶庸君那张机要处的派司，别说伪军伪警，就连“皇军”也得买几分账。

  整个旅途一切顺利，未发生意外情况。列车抵达镇江车站，下车时陶庸君在前，那对母子在后，走的是贵宾通道。

  检票口的日本特务以为他们是一家子，见陶庸君亮出“76号”的派司，立刻挥手放行。

  出站后，陶庸君叫了两辆三轮车，吩咐车夫前往四牌楼“荣大旅社”。事先组织上已为这对母子在该旅社订了房间，陶只需将其安全护送至旅社，办妥入住手续即可。

  陶庸君自我感觉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妥帖，把母子俩送到“荣大旅社”安顿好，即刻离去。

  之后，他跟“94号”机要科取得联系，抵达镇江后的一切接待事宜，概由他们负责。

  这是因总部以极司菲尔路76号门牌作为代号，下辖各站有样学样，均以门牌作为代号。镇江站的驻地在正东路94号，故称“94号”。

  在镇江待到第三天，他又去了趟南京的“21号”(即“特工总部南京区”机关驻地颐和路21)认了认门，次日方才返沪。

  来人是一个富家太太模样的中年妇女，跟他谈话时显得很严肃，陶庸君意识到有几率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但对方没透露，他也就只能严格遵守纪律，没敢询问。

  这种情况，在此后多年的秘密工作中，陶庸君曾数次遇到过，知道肯定“事出有因”，只不过这个“因”与其没关系，所以组织上也就到此为止。

  屈指算来，这件事距今已经有十二个年头了。此刻，甄真说到的陶庸君可能面临的麻烦，就是因此而起！